大同云冈机场目前已恢复5条航班航线运营

第一套房子一般是自住，但第二、三套等应该更多用以投资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地讲，现阶段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有两个要点：一是中心人物的需求升级。

企业一旦能够觅价,则可在市场上呼风唤雨。可另一方面，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却长期集中于中低端产业，中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，造成了中低端产品过剩与中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局面。由此想深一层，这其实也就解释了我们为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。可到了第三代，既不追求金钱也不追求社会地位，而转向追求精神生活。经济发展的六个阶段及其特征 经济学家罗斯托曾将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：传统社会阶段。

若不加快推动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，尽快进入研发设计、供应链管理、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，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将难以为继。总的结论是：我国要实现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，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。一旦总需求不足成为实质性制约因素，实际增长率会降低到潜在增长率之下，形成负的增长缺口，实现预期增长目标的难度将会增大。

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不久前公布，对于此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我国人口变化趋势，需要全面认识和把握，并高度重视其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，着力清除未来发展中人口因素可能设置的障碍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达到必要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，以十足的成色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雄厚物质基础。2019年，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，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13.5%左右，但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。一方面，老年人的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通常较低，这部分人口比重提高就产生压低消费需求的效果。虽然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目前仅为5.7%左右，但是也将迅速赶超上来。

2035年，我国老龄化率预计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，但届时预期达到的人均GDP约为23000美元，仍低于2019年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。这表现在诸多关键改革领域和每一项改革举措上面。

目前，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5%左右，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.1%相比，仍有约22个百分点的劳动力转移空间，而每一个百分点就代表着800余万劳动力。实际生育率与理想子女数之间的差额大小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育成本的高低。相关国家的经验表明，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与劳动生产率之间，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，说明越是把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社会层面予以托底保障，就越是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参与劳动力市场，因而无需对落后的产能、低效率的企业乃至过时的岗位进行保护，避免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。相应地，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、应对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带来经济增长冲击，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则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任务。

首先，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虽不能指望新成长劳动力的增加，却可以靠劳动力转移来满足。国内和国际范围的调查都发现，无论实际生育水平是高是低，一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大都为两个左右。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，结果必然是人口老龄化。另一方面，由于2020年比2019年多出的1173万人实际上是两次普查之间历年的误差总和，自然应该分摊到各年度的数据中，因此，普查结果并不否定过去10年人口增长逐年减慢的总判断。

作为一个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冲刺阶段的国家，我国自然不会置身这个老龄化过程之外。而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.3。

另一方面，在老龄化加快的情况下，就业人口也因承担社保缴费负担和进行预防性储蓄而减少消费。这造成对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冲击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实际增长减速。

人口变化趋势确有冲击经济增长的风险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。第一个转折点以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为标志。然而，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8.7%，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约为12.5%，高收入国家平均约为24.1%。同时，福利国家建设速度的加快提升，通常也发生于人均GDP在10000美元到20000美元期间。有人担心，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和高老龄化率及其造成的劳动力短缺，会进一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，会妨碍实现2025年和2035年的人均收入目标。无论是挖掘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潜力，还是促进农民工落户进而缩小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，都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，从中收获供需两侧一石三鸟的改革红利：一是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，缓解工资成本过快提高的趋势。

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人口老龄化挑战中的机会窗口 生育率下降、人口增长率降低、老龄化水平提高，是我国正在经历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人口转变阶段。

三是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，解除其后顾之忧，释放其消费潜力。根据联合国的预测，在2015年至2055年期间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以年均2.35%的速度提高，而这个比重的提高速度世界平均为1.53%，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为0.97%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.17%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为1.98%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.44%。

然而，如果在2025年左右达到总人口峰值并开始负增长，即第二个转折点，经济增长将遭遇需求侧的冲击。与此同时，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三种效应影响消费需求。

总体来说，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实际增速的下行趋势，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预期是完全吻合的，说明这期间没有遭遇来自需求侧的冲击。但是，同期我国老年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将仅仅从23.4%左右降低到22.6%，意味着将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。因此，从十四五期间开始，我国应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入手，显著加大再分配政策实施力度，尽最大努力缩小收入差距。根据一般规律，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会出现两个人口转折点。

与世界总体及主要国家组别相比，我国的老龄化进程都将是最快的。一方面，按照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，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，推动生育率向更均衡水平靠近。

主动推动改革，是应对风险的根本途径。虽然我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预计从2020年的18%左右显著降低到2055年的13.2%，届时我国将不再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。

这是一个预料之中的结果。其次，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促进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落户，增加和稳定劳动力供给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。

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，也是21世纪的全球大趋势。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、长期性、战略性问题。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人口形势 。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，而且这个地位将长期保持。

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，发挥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潜在增长率的支撑作用。人口就等于消费者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人口增加消费就扩大，人口减少消费就萎缩。

再次，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，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，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双管齐下改善收入分配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。延迟改革或者改革不到位，则是最大的风险隐患。

我们所要做的，便是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把挑战转化为机遇。此外，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.9%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.4%之间，仍然存在18.5个百分点的差异，通过把进城务工人口转变为市民，可以显著稳定劳动力供给。